跨国公司,这不是一个新的名词,但是却足以界定一个新的时代。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多样化的文化背景,中国的年轻人正在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跨国公司的文化冲突、管理习惯、语言范式,正与它们所代表的新经济浪潮和令人称羡的财富创造一起,成为每个人都不能逃避的现实。如何在跨国公司发展,就理所应当的成为所有人关注的话题。
经历:从士兵到将军
周晓阳先生的演讲从他的个人经历开始。这位站在所有听众面前的儒雅男子讲述了一个典型的大学毕业生走向社会,经过不断努力,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1983年从北方交通大学电信系毕业,周晓阳进入铁道部工作。10年奋斗,1993年,他进入全球电信巨头摩托罗拉公司,从业务员开始,又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成为高级经理。2002年,他再次转投韩国三星电子,现任无线事业部总经理,这是一个惯例上只由韩国人担任的职位,如今却被周晓阳成功突围。
成功的职业发展经历,使得周晓阳先生在北大的演讲具有了一种现身说法的意味。而先后在中国、美国、韩国企业出任高级职位的丰富阅历,使得他在不同企业的管理、文化比较方面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定位:新人的必修课
在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新员工步入企业往往难以把握自己的定位(Position)。是“学徒”还是“领导”,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就可能成为新人在组织中迅速得到认同的障碍。“个人成功的前提是所在组织能成功;在组织成功的过程中最大化的学习并且积累经验。”这是周晓阳先生提出的基本态度。而针对跨国公司的特定情况,他讲道:“跨国公司无国籍,要在守法的前提下最大化的维护公司的利益。”
每年都有大量名校的优秀毕业生进入知名的跨国企业中工作,但是诸多真实的例子告诉我们,这些在名目繁多的考试和面试中过关斩将的天之骄子并不都能够在组织中摆正心态,进入角色,最后被组织的斥力所排外。“最大化的维护公司的利益”和“组织成功”这些概念的提出都是基于企业存在的根本动因:创造社会财富。它们的实现也就关联到组织中的每个个体即企业员工的团队合作和分工。找准自己的定位是融入组织的关键,而能够利用组织的力量不断学习得到收获,则是一个职业人不断实现自我价值提升的途径。在跨国公司发展,组织关系更加复杂,文化更加多样,压力和节奏都在更高的层次,就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文化:差异与比较
走过了三个国家的不同企业,周晓阳先生谈起他对于这些国家企业文化的理解。中国强调政治色彩,美国重视经济色彩,日韩偏重文化色彩;中国讲理,美国讲法,日韩讲情;中国求真,美国求善,日韩求美;中国重安定,美国重结果,日韩重过程等等深入各个文明内涵的剖析讲解使听众一时间可以纵览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从文化差异到工作习惯,周晓阳先生列举了亚洲企业与欧美企业在管理方式的不同之处。这种不同是“训教与启发,指示与授权,家长与圆桌,过程与结果,自律团队与个人明星”的对立。周先生还特别提到,在亚洲企业,与同事沟通的方式更为多样和随意,在业余时间聚餐和娱乐等非正式的途径,可能具有更大的效力。他提到日本企业中一个特别的例子:由于日本企业的“家长”文化,下属不可以向上级抱怨,但是日本人有他们独特的沟通方式。他们会找出一个比较“倒霉”的人,在下班后和上级一起吃饭的时候,把这个同事灌醉,让他借酒劲把大家的不快都吐露给上级。不清楚这样的“潜规则”,恐怕是难以在日本企业中得到顺利的发展的。
赢家:全球化竞争
跨国公司能够在全球的框架中取得支配性的力量,对人才的选择也是全球性考虑的。要在跨国公司中获得长远的成功,必须突破地域性的和个人的心理因素。从全球的角度,赢家会如何思考呢?出现问题,“让我们找出原因”;面对机会,主动承诺;取得成绩,“我很棒,但我还没做到应该的”;成功,归之于运气,尽管成功不仅仅是因为运气;和人沟通,主动倾听;对待同事,尊重那些超出自己的人并向他们学习;对待工作,比规定做的更多……而在对立面,我们看到输家采取了相反的态度。
在语言方面,周晓阳先生提出由于Internet的出现,使得通用语言英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信息用英文表达和产生,越来越的人才用英文思考和交流。中国和日本在人口、经济方面比重很大,但是中文和日文在互联网上的信息量却不相对称的占有很小的比例。另外,能够掌握多国语言,则是在全球语境下获得话语权的重要手段。周先生举出他面试过的一位北大毕业生会六门语言,“这样的人才是不愁找工作的,而是工作来找他。”
周先生的演讲还讨论了跨国公司必需的基本态度、能力和技能。尊重文化、学习历史、从失败中学习、为组织做好每一件小事和没有捷径被列为五个最重要的基本态度。快速学习、有效领导和平衡生活是三大基本能力。从技能角度,有效的人力管理、有效展示(presentation)和有效会议则是最基本的要素。这些“基本”,构成了一个优秀的跨国企业职业者的特质。
赢者的管理哲学
二十二年的职业生涯,使得周晓阳成为了一个优秀的跨国公司高级经理人。他的管理哲学融汇了欧美和亚洲的不同思想精髓。交授责任、与官僚主义斗争、小声行事、大局思考和用数据指导决策是他管理哲学的高度概括。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结果指向”的管理者,这充满了美国企业的意味;同时,他还强调公正、爱和感激等人性化因素,这又让他再次回归为一个亚洲卓越管理者的本色。对社会公德、责任感、贡献与回报的思考,使得他在职业取得成功的同时,有了更深刻的社会关怀。最后他强调要“长久保持危机意识”,因为“人世间没有不可以被取代的”,同时,“赢者绝不放弃”。




